您当前的位置: 首页 >> 校园创作
回眸五千年——读《中国大历史》
2019-04-15 15:19           来源:           发布机构: 【字体:   打印

第三工会王晓蓓

横贯五千年的中国史需要多少字写完?如果按传统写法,事无巨细,一一道来,需要至少数千万字。若要细细研读,非十数年不可成其功。而若用春秋笔法,微显志晦,婉而成章,所需字数虽少,却未免失之偏颇,难以窥其全貌。所以,要用数十万字把数千年历史一一道尽,其必须满足两个条件:第一,必须立足宏观,抛其细节,抓其重点。用简练之笔法,介绍最重要之事。其二,必须找到合适的分析方法,分析历朝历代之得失。而做到此两点者,非黄仁宇先生莫属。我读此书,最在意的就是他所用的分析方法。

黄仁宇先生的思路,可分为两条明线: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;一条暗线:儒家文化。中国五千年之历史,之所以合少分多,战乱不休,个中原因大抵可从以上三个方面找到。

制度方面,可以用一词来形容:平衡。

从秦朝设立郡县制以来,中国政治制度之变化一直围绕着两个方面展开:君臣之间的权力平衡,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力平衡。先看君臣的平衡。中国的所有行业中,皇帝绝对是最辛苦、也最短命的工作。秦始皇每天规定自己必须看完120斤的竹简文件才能休息。朱元璋“每旦星存而出,日入而休,虑患防危,如履渊冰,苟非有疾,不敢怠惰,以此自持,犹恐不及”。雍正在位期间,不巡幸,不游猎,日理政事,终年不息。但不管这些帝王多努力,治理一个庞大的帝国都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。所以,分权是必然。但是分多分少是个问题,分多了皇帝会被架空,西汉的外戚专政,带来的就是王莽篡位,朝代灭亡。分少了皇帝无人制约,到最后还是百姓受害。汉武帝死后汉朝国力由盛转衰,明成祖险些踏上隋炀帝后尘,大抵都是主强臣弱带来的后果。

强干弱枝还是强枝弱干,是中国政治制度面临的另一个问题。古代通讯不畅,地方需要一定的自治权。但是权力大了,容易尾大不掉,唐朝安史之乱后数百年,一直到朱温灭唐,都饱受军阀割据之苦,无非是放权太过。而权力小了,事事等中央决定,却又失去了反应的灵敏性,让原本容易解决的小事最终变成颠覆国家的大事。明朝李自成、张献忠之流之所以能够荼毒四方,未尝不与地方政府袖手旁观有关。但是由宋开始,所有朝代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强干弱枝。这也导致宋以后的朝代,其实都毁于内部之乱。而宋朝之所以例外,是因为外族入侵太快、太猛,没有给内乱酝酿的时间。黄仁宇先生评价中国的政治制度应变能力极弱,可谓一语中的。

经济方面,则可用“错位”二字来形容。

中国经济一直重农轻商,所谓士农工商,商人地位最低。但从经济发展,资源流通来看,商人应该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,商人阶层能够为技术变革提供所需的资源,若无约翰·罗巴克和马修·博尔顿的资助,瓦特绝无可能发明蒸汽机,而科技革命也就无从谈起。但在中国,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却毫无地位可言,再加上中国历朝有“杀富”的传统。有吕不韦、沈万三、石崇等前车之鉴,中国的商人阶层在拥有一定财富之后,就失去攫取更多利润的动力。要不然培育子弟,走耕读传家之路,要不然小富即安,转而寻求生活质量。黄仁宇先生在书中提到中国一直不实行数目字管理和金融制度,其实是没有这个需要。因为此两者出现的目的就是为了攫取更高利润。只有商人作为经济发展的主力,且商人阶层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,才能创造此二者出现的条件。西方人之所以采用数目字管理,之所以创建银行,无非是为了加快财富统计和流通的速度,从而攫取更大的利润。而与他们相比,中国商人的心思则都放在苏州园林和淮扬菜上了!

商人既然无法成为中坚,那经济发展之主体只能由农民担当。热力学定律告诉我们,一块土地能产出多少粮食,是有其上限的。不管如何改造工具,都无法突破这一上限。因此我国农业生产技术,到元朝《农桑辑要》即为顶点,此后数百年,无所寸进。并非不想,实不能也。而受限于地理条件(中国西部被山脉沙漠围绕,北方则太冷),中国的土地除西南一隅之外,几无扩张可能。所以,当整个国家的土地都被开发完毕,经济总量便达到其极限,随之而来的就是下降了。但是,经济总量虽有上限,人口增长却无限制。当土地产出已经无法跟上新生人口的数量时,饥荒就会发生,动乱也就成为必然。

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作用下,中国的朝代更迭大抵遵循这样一个规律:当新朝代诞生,人口稀少,土地繁多,统治阶级轻赋税,粮食产量和人口就急速增长,最终出现盛世景象。所以中国各朝代的兴盛期都在前几十年,这叫“其兴也勃焉”。而当土地都被开发完毕,经济总量达到极致,继续增长的人口就会加剧社会生存压力。这时就算统治阶级再怎么降低赋税,也只能暂缓灭亡的步伐。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只有战争,因为战争能够消耗大量的人口。当人口减少,土地富余,战乱也就结束了。所以中国的所有王朝在达到极盛之时,就会出现战乱,将前期积累毁于一旦,这就是“其亡也忽焉”。

其实,士农工商之说原出自管仲,原意是对国民种类做简单分类,本无分一二三等之说。谁知却被解读成为商人地位最低的佐证。如果当年管子不说士农工商,而说商士工农,不知中国经济是否又是另外一个样子。

黄仁宇先生的两条明线解释了,为什么中国历朝历代总是在重复做同样的事情。但是饱学之士如过江之鲫,为何没有人提出变革良方?这就涉及到暗线,也就是儒家思想的作用了。

暗线——儒家思想的作用。

从董仲舒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开始,儒家就成为中国知识份子,乃至全体国民的共同信仰儒家强调的是道德自律,提倡以仁爱治天下。在这一思想指导下,儒家极力推崇三皇五帝时期的天下大同,认为那才是国家最理想的状态。这对于建立一个和谐文明、包容进取、道德高尚的社会来说,无疑是正确的导向。但是后世对先秦儒家孔孟思想精髓的理解不到位,有失偏颇,造成一些朝代用儒家治世的狭隘,即对新生事物采取保守的态度。我们常说“问渠那得清如许,为有源头活水来”。既然拒绝新事物,那代表破旧立新的改革就肯定失去动力,换之一切都以稳定为先,中国就因此成为一潭死水。而中国的历史,也就在不断的循环往复中度过,没有尽头。

读黄仁宇先生的书,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:虽说谈起鸦片战争,说起甲午海战,中国人无不痛心疾首。岂不知早在两千年前,当我们选择稳定为先的时候,这一结果就已然成为必然。《中国大历史》成书于19975月,当时正是香港回归,一国两制即将进入实践阶段的时候。黄仁宇先生在书中提出,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一旦成功,不仅为澳门回归提供了良好的参考,更有可能在未来成为台湾回归的契机。回顾这20年间发生的事情,这句话可谓一语成谶。

不可否认的是,书中也有一些偏颇之处。比如书中一直较为推崇西方的民主制度,对中国现行的国家制度抱有一定的担忧,这点可以理解。毕竟黄仁宇先生长期寓居国外,对国内之发展并没有太深入的了解。加上成书之时,西方之经济生活都处于最好时期,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成果尚未显露。如果先生此书是在20年后出版,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,次贷危机的他,可能会有更多的思考。

1945年,黄炎培先生在延安向毛主席,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"其兴也勃焉,其亡也忽焉"的历史周期律。经过70年的执政,中国共产党已经基本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方法,那就是:改革。既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特点,经济发展之需要,适当的变革政治制度,从而释放市场活力,不断提高国民生活水平。

50年至今的60余年间,中国经历的变革远超以往之总和。站在今天的角度上看,结果是好的。但是也应该看到当前中国,经济上,国有企业强势,民营经济发展缓慢。政治上,国地税合并后,强干弱枝现象愈发明显。生活上,基尼系数高企,贫富差距不断拉大。政府现在的每一个决策,都有可能决定我们是从新进入历史的轮回,还是跳出历史周期律,继续前行。

历史是过去的现在,现在是未来的历史。数千年后,当我们的后人总结历史,是会感叹历史周期律的准确,还是惊叹我们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智慧和勇气?对于站在历史拐点的我们这一代人来说,是一个很有趣的问

扫一扫在手机打开当前页
Top】 【打印本页】 【关闭窗口